zt 九死一生攀高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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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这时，他们携带的氧气剩下不多了。他们在自述中曾写道：“从8500 米出发，在到达8600 米的第二台阶陡壁之下时，每个人的一筒氧气只剩下40 个一50 个压力。由于背两个筒上攀费力太大而且返回时需吸用，故决定将每人用过的氧气筒放在第二台阶之下，吸另一简前进。在到达8700 米左右（24 日19 时），每人的氧气又只剩40 个一50 个压力（合160升一200 升），刘连满因身体不能支持，故决定留下并将他自己用剩的一筒氧气也给他留下，另外3 人继续前进。”

       当时已是19 点左右，继续前进就意味着要摸黑行军，这在当时中国登山运动中尚无先例。我们可以看看他们是出于什么考虑做出这个决定：‘当5 月24 日19 时左右我们在开会讨论，根据当时情况应采取怎样行动时，大家认为虽然天气将晚，但考虑到原来的气象预报是25 日天气将变坏，大家的体力与每人所余的氧气量都不容许再拖太长时间，而且全组也没携带扎营装备，又考虑到顶峰的风力一般在夜间比较白天要小一些，而当天又是晴空，星光映着雪光，还是隐约地可以寻找一下攀登路线。更主要的是想到了党的指示与6 亿人民的希望，所以就决定只有前进不能后退，不能错过时机，不拿下顶峰誓不回头。”

      当他们走到8750 米左右高度时，太阳的余光已全部消失，他们只好根据在下边测定的大致路线与过去的登山经验，在视域很短的星光和雪光下摸索前进。不言而喻夜行军困难更大，好坏路线的选择不太容易，只好在屡攀不上。此路不通时再另找旁处上攀。在攀登岩石陡坡时看不见支撑点，只能用手脚随时攀登随时摸索。在进行上下方保护时一方面牢固的固定点不易寻找，另一方面看不清被保护者的具体行动与路线的困难程度，所以容易滑落与发生危险，上方的滚石看不见，不能预防，滑脱工具与失掉的装备也不易找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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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在他们到达8800 米左右高度时，他们的氧气基本用完。由于过度疲劳加上每人的氧气筒中的氧气太少或没有了，所以在吸用时也起不到什么作用，就根本不吸用了。在这样的高度，还要同严寒和复杂艰险的地形拼搏，仅仅依靠空气中微弱含量的氧维持生命活动。在这成败关头，他们要经受的是生与死的考验。他们开始了人类登攀运动史无前例的艰险历程。他们共同的信念是：“只有前进，不能后退！”最后的路程，他们一点儿体力也没有了，完全是爬着前进的。

       他们3 人在向主峰前进时，贡在前，王、屈在后，快到顶峰时，发现有一小峰，贡上去后，以为到了。等王上去后，才看见附近还有一高峰，又继续前进。

       主峰在他们攀上的岩石堆的西边， 他们爬完了这一段路程。1960 年5 月25 日北京时间4 时20 分，王富洲、屈银华、贡布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顶峰。

      他们在山顶的活动，众多的文章和资料都有一致的记载。

       他们攀上了主峰，仰望头顶，除了夜空和闪亮的星星，再也没有可供攀登的路程了。贡布从背包里拿出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尊毛泽东半身塑像，用旗把像包起来，放置于顶峰。王富洲、屈银华、贡布虽然带着摄影机，但由于是夜间，却无法拍摄世界最高峰顶峰资料照片，以及他们在顶峰的活动情况。他们在顶峰停留了约15 分钟后开始下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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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 在到达顶峰时，他们详细检查氧气筒，发现有两个已一点儿都没有压力了，所以就在顶峰丢下去，另外一个只剩下6 个一7 个压力（合24 升一28 升）。为了防止返回途中发生意外，他们就将这个快用完的氧气筒背下来了。在回到8800 米左右（25 日6 时）时，3 个人都感到体力太疲乏，呼吸太困难了，他们就将这筒仅有的一点氧气分着吸完，然后将空筒扔掉了。

      这时，天渐渐地亮了，他们回头便看见了自己攀登顶峰留下的足迹。屈银华取出一直随身带着的轻便电影摄影机，把这一英雄壮举和值得纪念的一刻，摄人了镜头。

      他们在8700 米处与刘连满再度会合。

      刘连满在王富洲等3 人离开后，便在背风岩石后睡下，当时他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估计，已无生存的可能。于是他花了半个多小时，吃力地用红铅笔在日记本上给王富洲写下一封短信：
王富洲：
       ……我知道我不行了，我看氧气瓶里还有点氧，给你们3 人回来时用则也许管用。永别了！同志们。你们的同志刘连满。5．24。

       写完信后，刘连满便昏昏沉沉地睡去了。良好的素质训练，造就了他强壮的体魄，对高山缺氧反应的逐步适应，坚强的意志力，以及那只睡袋，使他最终脱离了死亡的魔爪。一觉醒来，他竟然又重新站了起来。后来他见到王富洲、屈银华和贡布，第一句话就是让他们吸他留下的那瓶氧，他们3 人都被感动得落下了眼泪。3 个人将刘连满留下的氧气分着吸用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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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 当 4 个人返回到“第二台阶”顶部那个岩壁下时，天气变了，天上飞起纷纷扬扬的大雪，能见度很低，行走更加困难。他们又找到上山前所留下的4 个没用完的氧气筒，痛快地饱吸了一气，当时就吸空了两筒，背着剩下不多氧气的两筒预防万一。当晚 9 时左右，他们返回了8500 米的突击营地。在休息以前，大家才将这次登山中所剩下的仅有的几十升氧气用完。

       在 8500 米突击营地，他们商议后决定分批下山。由体力较好的贡布和刘连满在一天之内赶下山去，一方面求援，一方面送胜利消息。贡布和刘连满只在途中8100 米营地吃了一点儿东西就一直赶到了北勒。

      王富洲与屈银华27 日到北勒，28 日到达6400 米营地。

      5 月30 日北京时间13 时30 分，在世界最高峰——珠穆朗玛峰上已生活了两个星期的中国登山队队员，全部返回大本营。王富洲、贡布、屈银华走在队伍的最前面，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。

       6 月1 日，大本营举行庆祝大会。许竞在会上作了这次登山活动的初步总结。许竞代表登山队队部正式公布：在这次登山活动中，共有53 名队员打破我国男子登山高度7556 米的最高纪录，其中还有28 名队员到达了8100 米以上的高度，占世界各国登山队在过去178年中到达这个高度的69 人次的百分之四十二点二。一次登山活动中有这么多人到达这个高度，在世界登山史上是空前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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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在这次大会上，许竞说：“征服珠穆朗玛峰的胜利，使组建时间不到5 年的中国登山队，把具有100 多年历史的外国登山队远远抛在了后面，为年轻的中国登山事业跨人世界前列打响了胜利的第一炮。”他又谈到，中国登山运动的发展曾得到了许多国家登山队的帮助。特别是在我国已开展登山运动只有4 年历史的1960 年，当我们首次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时，对英国登山队所积累的经验，做了多方面的综合研究，成为这次登山很好的借鉴。前进与攀登的勇敢者的胜利，凝聚着走在前面的失败者的努力，激励着后人新的超越。然而这种胜利，最大的意义则在于它显示了人类整体的又一次奋进。当时郭超人在整理编发登山队长史占春向记者发表的谈话时，曾加上了这样一段话：“全体登山队员把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成功，献给世界一切进步和爱好和平的人们。愿和平的力量像珠穆朗玛峰一样坚强而不可摧毁，愿世界人民之间的友谊像珠穆朗玛峰一样纯洁和永世长存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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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章 珠穆朗玛峰南北大跨越是史无前例的


      进入了20 世纪80 年代的世界登山运动，由于“无高可攀”，已不再满足于简简单单地直上顶峰又从原路返回的传统方式。人们不断花样翻新地为自己设计出更艰险的路线和更长的里程，其中之一就是跨越顶峰。还是在1960 年，中国登山队首次从北坡征服珠穆朗玛峰，当时兼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就这样问登山勇士：“珠穆朗玛峰，你们能不能从北坡上，而从南坡下？”以后，人们设想组织两支队伍，分别从珠穆朗玛峰的南、北坡登顶，在峰顶上会师后再实施大跨越，北坡上来的从南坡下，南坡上来的从北坡下。日本登山队最早把这种设想变成行动。1983 年12 月，日本女登山家高桥通子和她的丈夫高桥和三，各率一支日本山麓同人登山队，分别由中国一侧的东北山脊向地球之巅挺进。但是他们的会师跨越之梦，被漫天大雪吹得无影无踪。中国登山协会当然也不会忘记贺龙元帅这一大胆而奇妙的设想。1985 年，协会向日本、尼泊尔登山界提议，中、日、尼三国联合组成登山队，实现南北双跨珠峰计划。这个建议很快得到热烈响应。

       事实上，自从1953 年英国登山队首次征服珠穆朗玛峰以来，人类变换着各种方式， 沿着好几条不同的登山路线，已数十次踏上这座世界第一高峰。包括1975 年5 月27 日，中国登山队有9 人之多再次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，其中有一名女队员潘多（她也是世界上第一位从北坡征服珠穆朗玛峰的妇女）。然而珠穆朗玛峰并没有因此变得驯服，它依然严峻冷酷，暴戾无常。1986 年一1987 年两年中，世界上有20 多支登山队希冀能一睹“第三女神”的芳容，却只有一支从南坡获得成功。几十年来，在珠穆朗玛峰捐躯的登山家有近百人，还不算那些失踪的、无法记载的。而在珠穆朗玛峰之巅实现会师和跨越壮举的难度，将比单单攀登珠峰加大一倍以上，因为探险者要同时经历珠穆朗玛峰南北两侧的全部难关；顶峰会师更是难上加难，因为无法预料和协调两侧的登顶时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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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1988 年3 月，由中国、日本、尼泊尔三国356 人组成的联合登山队，陆续开进珠穆朗玛峰两侧安营扎寨。3 月3 日，北侧队率先进人海拔5154 米的北坡大本营。3 月10 日举行建营升旗仪式，中、日、尼不同颜色的国旗依次升了起来。有趣的是登山队员的衣服也分三种颜色：中国队员按照习惯选择了红色，日本队员图吉利挑选了黄色，而绿色则属登山能力极强的尼泊尔队员。日方还在北侧大本营建立了世界上最高的卫星地面站，保证向全世界进行登山实况的及时转播。中方南侧队员22 人则于3 月29 日抵达南侧大本营，与日、尼队员会合。

     我在北侧，王勇峰在南侧。

       3 月16 日，北侧队员每人背负10 多公斤重的物资，沿着东绒布冰川，开始第一次适应性行军。天阴沉沉的，寒风夹着雪粒朝登山队员劈头盖脸打来，本来就因缺氧而呼吸艰难，一张嘴又被风和雪塞满，差点噎得人断气。

       走出巨石累累的河谷，又钻进层层叠叠。排山倒海般的冰塔林——那冰蘑菇、冰芽、冰锥、冰洞、冰湖，泛着幽幽的绿光，景色无比奇美壮观，但我们却不敢掉以轻心。海拔5600米的一段路上冰川活动剧烈，道路很陡，常常突然有巨石从两旁山坡上滚落下来，非常危险。前进时都十分小心，有好几处要跑步通过。有几次遇滚石袭击，因躲避及时，才幸免于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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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 不久我们又遭到一场暴风雪的袭击，只见狂风呼啸，飞雪飘扬，不得不在大风雪中安帐扎营。呼啸着的狂风跟我们处处作对，刚扎起帐篷的一个角，就被大风掀开，于是十几个人共同合作，钉死一个角后，再钉另一个角……

       海拔5500 米、6200 米和6500 米处建立起的一、二、三号营地，都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建起来的。然而暴风雪丝毫没有停止的趋势。

       就在19 日上午，一号营地的五顶帐篷被一股强烈的暴风撕成碎片；下午，三号营地也有帐篷被狂风撕碎。队员们被冻得瑟瑟发抖，连呼吸也非常困难。只好钻到其他未被撕开的帐篷内躲避暴风，好些天被困在里面动弹不得。“那风吹得人烦躁不安，简直要发狂，怒不可遏。”不少人这样回忆说。

       3 月22 日和23 日，以中方队员次仁多吉等为前驱的三国修路队抓住大风减弱的机会，奋力打通了北侧道路上最大险关之一的北拗冰墙。这是海拔6600 米一7029 米之间的一道冰雪陡壁，坡度平均50 度，最陡处达70 度，戴了墨镜看仍是光滑雪白的一片，令人头昏目眩。但在紧接着向北拗顶上的四号营地运输物资时，三国队员又在冰墙上与大风雪展开了严酷的拉锯战。原来北坳是位于珠穆朗玛峰和章子峰之间的一个鞍部（山坳），正是一个大风口，狂风不断咆哮，不时有人败退下来。

      3 月27 日，三国所有的运输队员都在离冰墙顶部只有78 米处被风雪无情地打了下去。时间不能拖，为了不延误整个登山计划，3 月28 日，北侧队长向山上队员发出了要坚决完成任务的动员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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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 第二天，终于把将近1100 公斤重的物资，主要是氧气瓶、煤气罐、食品和登山器械，背运到北拗顶部，胜利完成第一次行军任务。不过此时有5 名队员已因病下撤。

      4 月1 日，我们北侧队以到达海拔8300 米的六号营地为目标的第二次行军开始。这天，南侧队大部分队员经过长达9 天的步行，也终于到达了设在孔布冰川舌部的南侧大本营，营地海拔5350 米。由于南侧登山路线较短，只需建立5 个高山营地，比北侧少两个，因此迟至4 月3 日才举行开营式。三国联合双跨珠峰的南北大行军从此全面展开。

      4 月2 日，北侧修路队向第二险关、海拔7028 米一7450 米的冰雪地带和大风口发起挑战。我们没想到大风口的风如此之大，而且是永无休止地吹着，加上出发时间晚了些，结果只到海拔7300 米处便被狂风逼退。

      第二天清晨9 时从北坳顶出发，下午1 时总算把路修到海拔7500 米处。7 日一9 日，拔 7790 米的五号营地和8300 米的六号营地道路相继被打通，紧接着便开始了北侧道路上最为漫长、艰巨的运输。

       不少队员背着沉重的装备几上几下，每走一步都要喘气，呼出的热气在眼睛和帽子上结了冰，能见度只有30 米。有时刚迈出四五步就被风刮倒，真想扔下背负的东西减轻负担。可你想想，半途而废下来是什么滋味？大家还是咬着牙硬挺住了。

      登山途中最可怕的还不是险恶地形、缺氧、冰雪狂风和疲惫，而是孤独。长达七八个小时的行军中，只有白茫茫一片风雪为伴，没有色彩，没有声音，静得几乎让人发疯，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人在大自然面前是多么渺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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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 到了北坳营地，看见风雪里的宋志义，我的泪水“刷”地流下来。“只有我一个人。”我觉得那么委屈。

       4 月15 日，中方主力队员次仁多吉带了两名队员，又以惊人的速度，从北坳顶攀到六号营地，完成中方第二次行军的最后一次运输。17 日，全体人员撤回大本营休整10 天。一位尼泊尔球迷带了个足球上山，三国队员就在世界最高的足球场上举行了一次妙趣横生的足球赛。

       正当我们顶风冒雪艰难运输时，南侧队也遇到了巨大障碍。南侧第一道险关是海拔5400米一6200 米的孔布冰川区，陡峭山坡上堆满巨大的冰雪块，遍布或明或暗的冰裂缝，有的定数十米，深不可测，而且冰岩悬空而立，冰崩雪崩频繁，曾有不少登山者在这里被冰雪吞噬掉，素有“死亡冰川”之称。为此，登山队在孔布冰川上架设了30 多架金属梯子，并在许多地段拉上了保护绳，但是前进中的险情仍时时发生。4 月6 日，3 名中方队员在前往海拔6100 米的一号营地途中遇到冰川塌陷，刹那间，只见方圆200 米内的地段纷纷崩塌，发出巨大的轰鸣声。幸运的是3 人当时未在塌陷中心，当他们发现情况不妙时，拔腿就逃，总算捡回了性命。次日，一号营地附近已打通的道路被冰崩摧毁，架在冰裂缝上的许多金属梯子也被砸进冰缝中。这天还有一名中方队员失足跌进冰裂缝，亏得他机智地一挥冰镐钉住了冰壁，才免遭灭顶之灾。11 日，在距海拔7400 米的三号营地约200 米处，又有一名尼泊尔队员坠入一个深达40 米的冰裂缝，过了好久才被中国队员发现，放了很长绳下去才把他拉上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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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 4 月19 日，南侧又出现恶劣的暴风雪天气，狂风卷起冰块砸在帐篷上，队员们被迫用睡袋挡住头部，熬过了一个惊险漫长的夜晚。就这样熬到23 日，天气终于出现转机，南侧队抓紧时机打通了登山路线上的最后一道天险南拗，在海拔7980 米处建起四号营地，但仍比原计划推迟了几天。南侧队急了，不得不兵分两路，一路继续攀高设营，分一路加紧运送物资，以赶上北侧队的速度。

      4 月27 日中午12 时，北侧队员告别大本营，开始第三次行军，向设在北坳下的前进营地（三号营地）进发。他们将在那里等待时机，向珠穆朗玛峰山顶发起最后冲击。

       建立突击营地征服珠穆朗玛峰 8000 米以上才是令人自豪的。那里的高空风速每秒达50米以上，氧气含量只有海平面的四分之一，气温在零下30 度一40 度，高空寒风轻则使人冻伤，重则把人卷走。这时，东京、北京、拉萨不断向大本营提供最新的气象卫星云图，大家在焦灼的期待中掰着手指头算日子。

       5 月1 日，最后一仗全面展开，南、北侧第一突击队开始向高山营地挺进。这天，北侧队的6 名突击队员（中、日、尼各两名）从北坳到达海拔7790 米的五号营地。与此同时，南侧队的6 名突击队员也从一号营地赶到海拔6700 米的二号营地。第二天，南北侧队员又各自再向上一个营地运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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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 5 月3 日，老天爷又来捣乱，印度洋上空有个低压谷偏偏在这时候移向珠穆朗玛峰地区。“南侧出现暴风雪，第一突击队无法向上运动。”被困在三号营地的南侧队急忙用无线电话向北侧队呼叫。人们的心一下子凉了，因为南侧队员如不能按预定时间到达突击营地，那么5 月5 日双跨珠穆朗玛峰登顶会师的计划就可能告吹。

      当晚，北侧队召开了紧急对策会议，决定北侧仍按原计划行动，如果到时候南侧队上不来，北侧队就实施单跨。而南侧队在听到我们的计划时，当即激动地表示，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在5 月4 日赶到海拔8500 米的突击营地。

       5 月4 日上午10 时，南侧第一突击队顶风冒雪出发了。不料又节外生枝，这时我们一侧突击队也遭到暴风雪的袭击，一时无法行动。10 时55 分，次仁多吉按捺不住，他抓起报话机叫通北侧大本营，喊道：“我要走了，再不出发，脚也要冻坏了，还不如上去！”说完后只身一人顶着暴风雪走了。下午3 时，次仁多吉报告他已安全到达东北山脊海拔8680 米的突击营地。两个小时以后，北侧突击队的全体成员都攀至突击营地并投入建营。

       这时南侧也传来喜讯，到下午6 时30 分，已有3 名突击队员在大风雪中相继跨入海拔8500 米的突击营地。

        征服珠穆朗玛峰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气情况。每年10 月至次年3 月，整个珠穆朗玛峰都在强劲的西北风控制下；5 月末，又有东南季风向珠穆朗玛峰刮来，直到9 月底才消退。因此，三国登山队选择了5 月5 日这一“最佳气候期”冲刺顶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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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 突击前，北侧中方队长曾曙生问我：“你是要登顶还是要脚指头？”此刻，我的左脚大脚趾因冻伤感染，肿得像个核桃，再次行军就有坏死被切除的可能。

    “我要登顶！”

     “到了8700 米高的突击营地后，剩下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，万一你实在登不动，该怎么办？”

    “就是断了腿，我也要爬上去！”

      我是从牙缝儿里蹦出这句话的。这几乎是所有登山队员的强烈愿望，谁不想亲手在人类征服自然的编年史上写下精彩的一页？哪怕是用血，用生命。但能上去的毕竟是少数，每一侧的三国登山队员只能分别派出一二名登顶队员。根据身体竞技状况和技术等优势考虑，北侧中方藏族队员次仁多吉被委以第一跨越的重任，与他同组的是我，惟—一个汉族队员。

       5 月5 日清晨5 时半，在海拔8680 米突击营地，我向大本营指挥部报告：“山上8 级风，帐篷金属杆都被风刮弯了。”8 时30 分，风力不减，北侧中日尼第一跨越组3 人强行向顶峰突击，随后第一支援组3 人也出发了。12 时42 分，次仁多吉一马当先攀上顶峰，他兴奋地大吼：“我代表中华民族，代表中日尼三国友好登山队报告，我们上来了！我们的脚下是雪山和白云！”他的声音通过北侧大本营的无线电台直达北京。在他之后，日本队员山田升、尼泊尔队员昂·拉克巴也相继登上珠峰之巅。

      为了争取与南侧登顶队员会师，他们3 人待在这世界最高的地方等了又等，10 分钟，30 分钟，一个小时……氧气早用完了，山顶气温达零下30 度，他们的手脚都冻麻木了。“再坚持半小时，要准备付出代价！’这是北京总指挥部传来的声音。

       80 分钟过去了，曾曙生问：“你们还有氧气吗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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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 “没了，瓶子都扔了！”

     “手变颜色了吗？”

     “黑了。”次仁多吉的声音在颤抖。

     “立即下撤，跨越！”

      次仁多吉他们虽然在顶峰创纪录地停留了90 余分钟，却没能等到南侧队员上来。3 人再也不能等下去了，便开始实施人类历史上首次在世界最高峰上的伟大跨越——向南侧下山。

      14 时20 分，我第四个登上峰顶，又是孤身一人。我的任务是把南侧跨越队员接应到北侧，但65 分钟过去了，南坡只有白雪茫茫。

      15 时25 分，尼方支援队员拉克巴·索那登顶，他只在顶上站了一下，就被风雪刮下来。我们两人一起沿原路下撤。

      人类顶峰会师的机会，就这样一次次被错过了。最后的希望只系在北侧剩下的日本队员山本宗彦和3 名日本电视台摄影记者身上。

       此刻南侧中方队员仁青平措、大次仁和尼泊尔队员安格·普巴正在齐腰深的积雪中拼命向峰顶攀登。他们早上8 时25 分出发，比原定时间提前一个小时，但由于冰雪太深， 很多路段不得不跪着用冰镐锄雪开道。15 时53 分，大次仁在经过长达8 小时与冰雪搏斗之后，第一个从南侧登顶。因咽炎而嘶哑了嗓子的大次仁用预先约定好的三声口哨，向南侧大本营报告他成功的消息。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从南坡征服世界最高峰。另外两人随后登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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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 这时，全世界都在注视着山本宗彦。离顶峰只有50 米，山本宗彦摔倒在地，他试着站起来，但他已经太疲劳了，只能在冰雪和岩石上爬着、爬着，拖着氧气瓶，爬一阵，喘一阵粗气。16 时零5 分，山本宗彦爬上了顶峰。很快3 名摄影记者也跟上来了。南北两侧队员的手紧紧握在一起，他们终于会师了。通过卫星转播，全世界的电视屏幕上立刻出现了身着红、黄、绿色登山服的中日尼三国勇士，在地球之巅热烈拥抱的镜头。

      17 时整，从南侧上来的大次仁等3 人向北侧跨越，最终实现了人类从南北两方双跨珠穆朗玛峰的伟大梦想，完成了世界登山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大跨越。当晚，三方12 名登顶队员都安全返回突击营地。6 项新的高山探险记录就此在一天内诞生：人类第一次跨越了珠穆朗玛峰，人类第一次在世界最高峰顶峰会师，人类第一次电视转播登山现场实况，人类第一次在珠穆朗玛峰上空用飞机拍摄登山场景，人类第一次一天内有12 人登上珠穆朗玛峰峰顶。另外，三国运动员还创造了顶峰停留时间最长的世界记录。

       这次联合登山活动的首席总队长、中国登山协会主席史占春在一次庆祝会的讲话中说：“这不仅是一次地理意义上的跨越，也是思想境界上的大跨越，它意味着人类适应并征服大自然的能力日益增强。在团结、坚强、勇往直前的人类面前，任何恶劣的环境和困难都将被克服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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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章 文森峰，我们终于来了

      南极洲，这块约占陆地面积十分之一的银色世界是多么神秘，从儿时起就梦想著有一天，我能踏上这片神奇的大陆，看看她那连绵的海岸，起伏的冰山，一望无际的水域；更有那肥美的磷虾，可爱的企鹅，顽皮的海豹。

       早在 1987 年，美国南极探险家迈克·唐向中方提出，希望能组织中美联合攀登南极最高峰——文森峰。第二年4 月，中国登山协会与迈克·唐达成协议，除登山外，还要共同进行有关科学考察活动。这样，我和王勇峰幸运地入选了。3 名中方队员中还有一名女队员，她是曾在南极工作过的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副研究员金庆民。

       1988 年11 月15 日，我们3 人乘机飞抵旧金山，几天后辗转来到智利最南端的城市彭塔阿雷纳斯。25 日，以迈克·唐为队长的中美两国联合登山科学考察队6 人，搭乘加拿大探险公司的一架远程运输机，向南极大陆飞去。当晚11 时，飞机降落在南纬80 度的爱国山营地。几个小时后，我们又换乘轻型飞机，飞往文森峰山麓的登山大本营。大本营建在海拔2300 米的一个平坦的大冰原上，登山队还要自己动手在山坡上建立3 个登山营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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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 这是我们一次征程最长的登山和科学考察活动，也是我们第一次走出国门去登山。文森峰是南极大陆埃尔沃斯山脉的主峰，也是南极洲的最高峰，海拔5140 米。它位于南纬78度35 分，西经85 度25 分的南极腹地。该峰海拔高度虽然不算高，但相对高差比较大，山峰陡立、拔地而起。这里气候条件比较恶劣，夏季的平均气温为零下40 度，冬季最低气温可达零下88 度。这里是冰雪的世界，没有生命，没有人烟，所以被探险家称为“死亡地带”。英国著名探险家斯科特遇难前在日记中这样描述：“我们无法忍受这可怕寒冷，也无法走出这帐篷。假如我们走出去，那么暴风雪一定会把我们卷走并埋葬。”

       我们这次登山活动是一次真正的探险。在我们到达美国之前，我们对文森峰的了解仅限于它的地理位置和高度。我们甚至未见过文森峰一带的地形图，连一张文森峰的照片都没有。我们所有的只是祖国人民的委托和作为登山队员的勇气。

       我和王勇峰刚刚参加完中日尼三国攀登珠穆朗玛峰，眼下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，然而南极在召唤着我们。也正因为我们没有文森峰的任何资料，我们探险的意义就更加重大，它对我们的吸引力也越大。我们不仅要干，而且还要成功。

黑玉堂

       经过近40 多个小时的飞行，我们从世界的东方来到了地球最南端的城市彭塔阿雷纳斯。再往前走，越过海峡，就是神秘的南极洲了。11 月底，我们北京已经进入寒冷的冬季，而这里却刚刚进入夏季，城市的道路两旁和郊外的田野中遍地是盛开的鲜花。此时，我们无心欣赏这迷人的风光，一到这个城市，我们便到图书馆或书店去查阅有关文森峰的资料。在这里，我们才第一次见到了文森峰的照片，了解了外国登山队攀登文森峰的成功与失败，这对我们能否抓住有利时机，登上顶峰，是非常重要的。

       此次登山活动中方有3 名队员，美方也只有3 名队员。以往我参加的登山活动队员有几十人，有时加上后勤工作人员有上百人，大家在一起不会感到寂寞和孤单。而这一次，中美双方总共才有6 人，心里总感到不踏实。

      11 月24 日，我们最后一次分检装备和食品，为的是在飞越海峡时飞机发动机一旦停车，我们的物资将逐个地被扔下去。

        来到机场，我们将要乘坐的DC－4 型飞机正在加油和装载物资。这架退役的军用运输机，是加拿大和美国南极探险组织的。它将在没有导航的情况下，飞越气候恶劣的德雷克海峡和南极上空。需要十几个小时飞行，才能到达位于南纬88 度18 分、西经81 度20 分的爱国山营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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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 登机之前，飞行员来到我们探险队面前，微笑着发给每位队员一份美国政府声明。上面写着：“美国政府非常支持去南极探险和进行科学考察活动，它对人类开发和利用南极非常有益。但是南极环境非常险恶，气候条件恶劣，飞机航程长，如果发生意外，本政府对此次活动人员的生命安全不负任何责任。”要求每位队员在声明上签字，方能成行。我们在远离祖国的异国他乡，备感孤立无援，但为了完成祖国人民交给的任务，我们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
       登上飞机，从破旧的舷窗向外望去，右侧的一台发动机还在向外渗油。这样的飞机能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飞行十几个小时？我们从现在起，探险就开始了。当飞机吃力地爬上天空之后，副驾驶员告诉我们如何使用救生圈，我觉得这是多此一举。如果我们掉进海里，就是不死，又能在这冰冷刺骨的海水里坚持多久呢？飞机越过德雷克海峡，进人南纬66 度34分的南极圈，下面由蓝色的海洋变成了一望无际的冰场。飞机刚一着陆，机上的所有人员一齐欢呼起来，庆贺我们能顺利抵达目的地。

       我们穿上鸭绒服和高山靴，走出机舱。啊，这是一个绝好的天气，没有风，空气显得特别清新。虽然正是“半夜”，这里却像白天一样明亮。由于这里已经进入极昼期，所以24小时都可以见到阳光。此时，阳光正斜照在茫茫的冰原上，金黄耀眼，万物生辉。我们终于踏上了南极这块洁白如玉令人神往的大陆，虽然这里是南极腹地，我们没有见到美丽可爱的企鹅，但这里的高峰吸引着我们去攀登，去探索。休息片刻，我们又换乘另一架小型飞机，飞往文森峰大本营。这架飞机只能乘坐六七个人，每人只能携带不多的食品和装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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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大本营建在海拔2000 米的冰原上，我们在雪地上挖出雪洞，把帐篷搭在雪洞里，我们的食品和装备都放在雪洞里，以防被暴风雪卷走。一觉醒来，已是当大下午，我们开始化雪烧水，喝着南极冰原上洁净的甘露，美滋滋地吃着南美的燕麦片。没想到，碗里的麦片还没有吃完，勺子上还残剩着麦片时，舌头却被粘上了。一使劲，舌头上的皮便被撕下来了，真痛苦！

       开始攀登活动，我们要抓住此时的好天气周期，完成攀登主峰的任务。我们刚刚到达一号营地，天气突然变坏，狂风夹杂着一月雪向我们袭来。在寒冷的风雪中，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搭着帐篷，一次又一次地被风雪吹倒。猛烈的暴风雪似乎要把我们连同帐篷一起卷走。经过多次努力，我们才把帐篷固定好，用锯下来的雪块围在帐篷的四周。尽管暴风雪如此凶猛，淹没了队员之间的叫喊声，能见度只有几米，但我们最终战胜了暴风雪，建起了一号营地。此时我们的身上全是厚厚的白雪。队员们就像雪人一样在雪地上移动。我们的两顶帐篷就像汪洋中的两只小舟经受着南极风暴的蹂躏。此时此刻我感到自己在大自然面前是这样渺小，随时随地都可能被大自然吞没，消失在茫茫的南极。我似乎体会到了南极探险家斯科特在这里所遭受的一切。